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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柳悦仁(后排左一)在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与学员合影
1978年柳悦仁(右一)在空军第一机务学院同战友合影
正在运-5驾驶舱操作的热血席汝松
高琪在成都军区空军航空兵运输团,身后为运-7飞机
2009年11月11日,男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迎来了60华诞。蓝天AG超玩会 60年来,追梦战士空军已经成为守卫祖国蓝天最重要的记雅武装力量,是安代我国强大的空中盾牌。 在这支英雄的空军部队里,雅安的热血勇士同样为捍卫祖国领空的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 空军诞辰之日,男儿随着雅安铁血男儿的蓝天回忆,聆听回忆里他们当年翱翔蓝天的追梦战士轰鸣声,感受伟大军队的记雅无上光荣。
柳悦仁:改了行的安代“飞行员”
2009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式上,我国自行研制的空军歼-10战机,翱翔晴空。热血66岁的柳悦仁看着电视里空军部队的飒爽英姿,眼里泪光闪动。 转瞬48年,柳悦仁已从一位翩翩少年,变成了如今的花甲老人。近三十年的空军部队生活,柳悦仁终生难忘。
招飞“差两斤”差点没走成
1961年,全国“招飞”。18岁的柳悦仁和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军。 “政审查三代,身体查两代。”在严格的审查之后,柳悦仁通过了初选。 当时“招飞”,男子身高要求1.63米以上,体重44公斤。“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期,AG超玩会青年们的身体都偏瘦。”柳悦仁说,“我个头不高,身材瘦弱,一上秤,86斤。” “离标准还差两斤。” 这可急坏了柳悦仁和他的父母,眼看各方面都合格,不能因为“差两斤”进不了部队。 父母托朋友帮忙,让柳悦仁在武装部蹭了一个月饭,吃了肉,打了牙祭,体重刚好长到44公斤。 这可让全家人欢喜得不得了。就这样,柳悦仁和范国华、宋德友成为当年雅安专区选入空军学校仅有的三人。而柳悦仁所在的雅安一中全校停课,欢送这名“预备飞行员”。
守在大地上我还是空军
在河北保定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里,柳悦仁度过了三个月的急训期。而“入伍教育”里的三大教育,至今柳悦仁都记忆犹新。 “诉苦教育”:诉旧社会的苦,谈新社会的甜;“婚姻教育”:对象无则不找、有则不谈、能断则断;“保密教育”:保守空军飞行学校里的一切机密。 三个月后,柳悦仁和其他学员一样被安排到陆军部队,训练他们的“吃苦精神”。在陆军某军的基层连队里,柳悦仁艰苦训练了一年半。 训练结束,回到空军飞行学校。 柳悦仁憧憬着成为一名飞行员。 可是,1963年,中苏关系紧张,前苏联中断了一切援华项目,包括原来应该提供给中国的飞机以及燃油。飞行预备学员们只得纷纷“改行”。 柳悦仁被分配到了西安空军导弹学院,作了一名电教老师。 “飞行员的梦想不能实现了。”柳悦仁有些遗憾,但能留在空军部队里,他同样高兴。 在学院,柳悦仁的工作是拍摄导弹结构、发射原理、加注过程的电教片,用于教学研究。导弹学院有严格的保密规定,在当时把保密程度划分为四圈,不同级别的人员对应可进入相应的保密圈。作为学院拍摄教学片的老师,柳悦仁可直接进入属于最高机密的第四圈,了解到很多导弹知识。 有次,柳悦仁在拍摄时,恰好遇到技术人员在给导弹加入氢氧燃料,需要在场所有人员佩戴防毒面具。氢氧燃料被安放在地下的液压罐里,稍有疏忽,就会发生爆炸或燃烧。在极度闭塞的房间里,柳悦仁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,肩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,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,完成了艰巨的拍摄任务。
席汝松:我曾到过柬埔寨
为圆大学梦“歪打正着”进空军
1970年,席汝松17岁。 在雅安读完初中,响应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,席汝松回到家乡山西洪洞县赵城镇瓦窑头村,在村委会做了一名文书。 回乡不久,全国开始招募陆、海、空三军战士。 “村里许多人都报了名,能保家卫国是件光荣的事。”席汝松回忆,当时挑选空军的条件特别“苛刻”,特别是家庭出身必须是“三代无污点”。 作为“南下干部”子女,席汝松也被村里干部推选报名。起初,席汝松并没打算报名参军,可是听说能上航校,圆自己的“大学梦”,他也报名了。 经过严格的审查,赵城镇送走了第一批空降兵新兵,席汝松是送行队伍中的一员。送学员那天,镇上如同送“状元”,乡亲们敲锣打鼓,全镇沸腾。 两星期后,席汝松惊喜地接到通知,他被空军第九航校(现空军第九飞行学院)录取了。“当时兴奋得不得了,我也当空军了,心里一直这样念叨。” “村里离镇上有两公里,沿路都站着热情相送的乡亲。”席汝松说,“那一刻,我感觉无限光荣。” 而在雅安工作的父母,也给席汝松寄来了一封长长的家书,勉励儿子要在部队好好干,为祖国守好蓝天。
三个“第一次”与飞机零距离接触
两年的航空仪表理论学习后,席汝松被分配到河南长葛市空军第九航校第二飞行训练团,担任航空工程技术人员,负责飞机仪表电气维护和检修。 停机场上,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飞机,一排排,银白色的,气势宏伟。当时,席汝松“打交道”最多的是教练机歼教五、乌米格-15、初教6、运-5,作战机米格-15、米格-17。 有一次,在对一辆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作战机进行检修时,席汝松在飞机的左舱口处发现了三个实心的“五角星”标志。 “听说这‘五星’数量是表示该架飞机作战歼灭敌机数量。”至今席汝松都还清楚地记得,“空心‘五星’标志代表击伤敌机,实心代表击落敌机。” 第一次坐飞机,席汝松印象特别深。 “我是穿着凉鞋就登机了。” 那一次,为调试飞机电源整流装置,首长临时要求席汝松“压座”(和飞行员一同飞行)。“那天,我穿了双凉鞋,还没来得及换成飞行靴,就被拉上飞机了。飞行员用五分钟时间教我如何跳伞,我们就起飞了。” 坐在飞机上,俯瞰祖国山河,心情激动又兴奋。 虽然是机务工程技术人员,但席汝松也经历过一次“空中险情”。 当时为飞机定期检修后试飞,席汝松与飞行员两人驾驶美制T-41,进行空中测试。当飞机飞行至1000米高度时,襟翼制动落杆突然断裂,飞机迅速往下掉。 100、200米、300米…… 很快,飞机降落到离地500米。 “稳住控制杆,降落着地。”席汝松急中生智,稳定住飞行员的情绪,采取积极的措施控制了飞机降落速度。 着陆时,飞机冲出了跑道,在跑道外草坪上停了下来。席汝松和飞行员都没有受伤。 三次与飞机的零距离接触,让席汝松深深迷恋上一架架翱翔在祖国蓝天的战鹰,并努力干好每一次的维修保养任务。 作为技术骨干,1976年1月,席汝松成为中国空军驻柬埔寨军事专家组成员,去了柬埔寨,帮助柬埔寨军队维修飞机,辅导柬方技术人员。在柬期间,席汝松和同事们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拼凑修理出15架美制T-41飞机,把一批批外军飞行人员送上了蓝天。
范国华: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
同样“向往蓝天”的范国华,和柳悦仁是同为中国第12期的空军飞行预备学员。 与柳悦仁不同的是,“改行”后,范国华分到了云南昆明某军用机场空军指挥所,做了调度指挥,负责机场塔台和机场调度室塔台,飞机的起降、航行、调度。 “用行话来说就是‘掌’、‘管’、‘调’、‘指’。”范国华说。 在这个军用机场,区域内的飞机大部分是作战机和运输机。运-5、伊尔-14、伊尔-18、C-46、直-5、三叉机戟,飞机从机场上空飞过,范国华和塔台前的指挥员们日夜守护着、指引着。 “虽然没有战争,但责任依然大,不能马虎。” 有一次,“飞播造林”。连续一个星期的工作,飞行队员即将完成任务。最后一个飞行日,全指挥所人员准备为“飞播”人员举行一场庆功会。 许多飞行队员的家属也来到机场庆贺,有的家属要求和飞行人员一同上机。但为了安全起见,范国华当即训斥了要求登机的家属,并制止了他们的行为。 从1966年至1978年,在机场塔台的指挥台前,范国华一干就是12年。 虽然没能翱翔天空当成飞行员,但“祖国的需要,就是我的志愿。”范国华说,他没有遗憾。高琪:我为战鹰“加油”助力 1996年的高考,高琪以500分的高分,超录取线8分的优势,顺利进入填报的第一志愿吉林长春空军航空大学。 在学校里,高琪读的是航空维修机械专业,军事化的管理。经过4年的军校生活,“使我从一名高校青年转变为一名共和国的空军战士。” 2000年,高琪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军区空军航空兵运输团。 作为一线地勤人员,高琪从事的是航空维修和机务保障。 加油、排故、机械日工作,是他日常的工作。 高琪第一次接受任务,是在夹江,保障北京空军八一跳伞队跳伞。 高琪所在的运输团派出了3个机组,10多个人,对跳伞队此次的飞行前准备,做好了航空机务维护,顺利完成了任务。 而在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时,高琪和自己的战友也全力为停在运输团内的几百架飞机进行加油、排故的机务维护,保障了飞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。 从刚进部队时,高琪所接触到的运-5、直升机米-8,到现在的运-7,阅兵式上的歼-10和歼-11。 作为新时代的空军战士,高琪为祖国空军的迅猛发展,感到自豪。中国空军60年来,尤其是近10年来实力与装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 新中国的空军,展示了更自信、更开放的空军形象。记者 舒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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